強控製欲的崩潰邊緣性測試

記錄點當下發生的事情。
昨晚趕在0點之前，終於回到了家中。原因是，疫情封控的這段時間，重慶的疫情與政策隨時都在改變，誰都不知道下一秒會不會小區就不能回了。要趕回家是因為家里有貓，不得不趕回家，這是焦慮最初的來源。
在回城的高鐵上，得知了一個沒有被證實、但是整個重慶都在瘋傳「封城」消息，而且指向的時間就是當天晚上的淩晨0點，而我乘坐的高鐵最快也要23點10分才能抵達。如果還要算上到達之後的排查、核酸檢測等等，只有不到50分鐘的時間，趕在所謂的「封城」之前趕回家中，否則就有可能「露宿街頭」。我一直以最壞的可能性來評判小區作為最後一層執行單位的作為，他們為了「不出事」，極有可能以最嚴格的方式來執行規範，否則他們就成了最初的責任承擔者。
一開始我得知「封城」傳言的時候，還在客觀地尋找消息的來源，但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從各種角度「證實」這個事件的來源，我也被幹擾到無法進行客觀分析，進而進入到了非常強烈的內耗循環當中，為了記錄這種最真實最直接的情感，我放任了自己的情緒，讓原本強控製欲的自己，試著接受這種崩潰逼近，將自己作為「樣本」，開始在崩潰邊緣記錄自己是如何一步步進入到情緒崩潰的。
第一階段：暴躁。具體表現為厭世、看什麽都覺得不順眼、哪怕是同車廂的其他旅客手機有消息的提示音，都會感覺到煩躁，出現了短暫的聽力過敏；感覺到絕望，將情緒投射到更宏觀的層面，認為自己生活在了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，它只會越來越壞，找不到任何出路。此時可能會出現具體的生理表現：比如喪失食欲。
第二階段：自責。我試著開始對內處理情緒，但它一定會失敗。將失控的責任歸咎自己，認為是自己選擇乘坐高鐵導致了行程選擇錯誤，以至於遭遇到不可控。甚至是火車晚點都認為是自己選擇的責任。此時可能會出現的具體生理表現：精神疲勞但是大腦無法停止。
第三階段：恐懼。開始幻想自己真的意外感染新冠之後疾病加重，最終死亡。以第三人稱的視角觀看到妻子因為我的死亡而傷心的金模樣，但是我卻無能為力。此時可能會出現的具體生理表現：身體冰冷。上一次有這樣的經歷，是我在生病之後。乘坐飛機時遭遇到了顛簸氣流，激活了我在生病期間的那些關於太空失控的噩夢，那時我抓著妻子的手，她感覺到我的手掌非常冰冷。
伴隨上述階段的同時，還出現了非常明顯的情緒化：
    放大所有正在擔心的可能性：比如家門沒鎖被人破門而入，家里的寵物因為疫情防控被「無害化」處置等等。只會關註那些繼續崩潰的細節，比如列車晚點加重失控帶來的焦慮。
    努力地進行自我說服：認為不會更壞，從旁人找到作證，需要別人言語上的安慰，而不是繼續地製造恐懼（反之，一些人會通過為別人製造恐懼來緩解自己的恐懼，他們本無惡意，如果有人比他們更擔心或經歷更嚴重的恐懼時，他們會暫時得到安慰。）
    自責的外循環：自責的同時，又擔心自己的恐懼會給身邊人帶來過度的情緒影響，所以不得不自我消化這些情緒。加重自責感，認為已經有做不好的事情了，還會通過影響別人讓事情朝著更壞的結果發展。
    自控力的悖論：想要尋求幫助，但是擔心自己的崩潰不會對整個事件帶來任何幫助，需要緊繃最後一刻，在事情沒有徹底解決之前，是不能表現出放棄和絕望的情緒。但是事情順利解決，又不想再進行復盤或釋放趨於崩潰的情緒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對情緒化又有一些還未解決的思考：
    那這些情緒都去了哪里？生理上的（比如高度緊張之後突然松弛後的亞健康），或者是後續情緒上的（比如進入到另一種自責的情緒，自責自己根本沒必要這樣焦慮）。
    兩個人的崩潰情緒，逼迫自己保證自己不是最先崩潰和最後崩潰的那個人，否則整個事情可能沒辦法推進下去。成年人應該要有崩潰的權利嗎？
    如果全盤崩潰有必要進行「復盤」嗎？
    如果事件順利，有必要進行事件解決後的「復盤」嗎？
如何克服強控製失控時帶來的情緒化問題，這也是我昨天在高鐵上所做的對自己的「實驗」，想通過這樣的方式確認自己的情緒化是否真的得到了抑製：
    立即斷開所有負能量消息的來源，避免產生更嚴重的內耗。例如屏蔽不停發布封城消息的群，通過轉移註意力的方式，避免自己在復雜未經證實的信息源中尋找「確切答案」。
    內在自責的釋放。當下表達可能會加劇失控的情況，暫時將情緒儲存，但是無法抵觸情緒的繼續產生，情緒無法憑空消失。尋找對應的解決方案，尋求最直接的場外協助者（避免尋找負能量人格），及時交流實際情況，以尋求解決方案。
    羅列目前焦慮的現實問題，並試著找到解決方案。多問自己一個問題：最壞結局是否也有解決方案？
    及時補充糖分。前額皮質在控製情緒、維持自控力時會消耗更多的糖分，避免失控需要補充更多糖分。
    理性處理糾紛。將問題的關鍵點指出，並提供對應的訴求或解決方案，而不是跟對方解釋自己正在經歷的情緒。